對人類受苦的敏感性

文／賴其萬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

有一回，我在高雄醫學院上「醫學倫理」的課時，有同學問：「老師，做一個好的醫生，最重要的條件是什麼？」我脫口而出的答案是「對人類受苦的敏感性(Sensitivity to human suffering)」。

邁阿密神經科醫生阿普特曼醫師 (Dr. Aptman)曾發表了一篇文章，述說幾年前女兒媚莉莎在華盛頓大學畢業典禮的前夕，在街上被一個暴徒射殺身亡。這個晴天霹靂的惡耗使他對人生完全失去意義，再也沒有辦法看病行醫。後來在同事們的關懷扶持下，慢慢走出幽鬱的深谷。之後，他以媚莉莎的名字成立了一個慈善基金會，他很感慨地說，因為自己的遭遇而增加了「對人類受苦的敏感性」，現在他對社會暴力的新聞都非常關心，同時也能更瞭解他的病人，把他們照顧得更好。

做為一個看慣人間疾苦的醫師，的確很容易在不知不覺中失去「對人類受苦的敏感性」，直到人間悲劇發生在自己身上時，才又重新發現自己的「人性」。但醫生做久了，也不見得全是這樣，不禁想起了貝克教授，他是國際聞名的神經學學者，廿幾年前，我初到明尼蘇達大學進修時，親眼見他在檢查一位背痛的女性病人時，他要護士小姐拿一條小毛巾給他，他先把小毛巾放在這位小姐的兩大腿之間，然後才做「直腿伸直檢查」。原來他考慮到，他將病人大腿舉高時，有可能會暴露病人的隱私部位，因此他先用這毛巾蓋在兩大腿之間，病人就不會感到尷尬與不安。這種對病人的感受的「敏感性」使我折服。

我這二十幾年來一直關心癲癇病，在與病人的接觸過程也使我學習到「對人類受苦的敏感性」。癲癇病人是因為大腦有突發的不正常電波出現，而導致一些陣發性症狀，有些病人突然口吐白沫抽搐昏到在地上，或是突然做出一些不自主也不自知的動作。很不幸地幾乎每一個文化早期都會把這種病當成「鬼魂附身」，產生懼怕與排斥。當我問起病人最大的願望是什麼時，答案並非外人所想「希望癲癇不再發作」，而是「希望不會被別人看不起」，「希望有一天不怕別人知道我有癲癇」，「希望有一天不再需要天天吃藥」，「希望能夠像正常人一樣結婚生孩子」。

如果醫生都傾聽病人的心聲，瞭解他們的病痛，就知道若要去除病人心理的陰霾，最重要是改變社會普遍的認知。事實上，在台灣並不是只有癲癇病人受到歧視，精神病、愛滋病、罹患不孕症的婦女等等，也都是飽受誤解與歧視。

有一篇登在「哈斯丁中心報告」(Hastings Center report)的文章，題目是〈痛苦是敵人嗎？〉(Is suffering the enemy?)。作者說醫生做久了，好像看到病人有症狀，就只想到用藥或開刀去除，卻忘了他們的病痛有更深一層的意義。譬如說看到憂鬱症的病人，就不經思索地馬上要給抗憂鬱的藥劑。然而事實上，憂鬱或失望可以是一個自然的現象，譬如家人過世的憂傷，並不是開個藥就可以，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們不努力去瞭解病人受苦的背景，就無法去感受到病人憂鬱的深度，膚淺的治療有時反倒雪上加霜無濟於事。作者語重心長地說，照顧病人並不是只把病人的痛苦當做我們對抗的敵人而已，更重要的是在舒解他們的痛苦時，也能幫病人感受到有人關懷他們，使他們更能承擔這個痛苦。

我深信只要醫者都用心提昇「對人類受苦的敏感性」，台灣的醫療環境一定會有更美好的明天。

(節錄自《健康世界》醫林隨筆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