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霞飛路到斯德哥爾摩
——光纖之父高錕的人生路
◆透視2009諾貝爾物理學獎
□本報記者潘曉凌本報特約撰稿劉丹發自廣州、美國硅谷「光纖」,本報記者念一遍。「光—纖」,高錕又把它重複了一遍。
這已不再是他感興趣的話題。但提起硅谷老人健康中心的餐食,他興奮得像個孩子:「好吃!」直至記者來訪,健康中心的工作人員才知道,這位患有老年癡呆症、只能用短句表達意思的76歲老人,竟然是非凡的光纖之父與新晉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離健康中心不遠的家裡,高錕的太太黃美芸忙得不可開交。自瑞典時間10月6日瑞典皇家學院宣佈高錕獲20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之後,這位75歲老太太的電子郵箱裡,一下子湧入了來自全球的幾百封親友祝賀與媒體約訪的郵件。樓下電話的電池已被打盡,在與南方週末記者聊天的35分鐘裡,黃美芸不停上樓接了七八個電話。
現在看來,如此便捷的溝通方式已是再尋常不過的現象,這正是高錕的獲獎理由。1966年,高錕的一篇劃時代論文為光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其時,固定電話已經面世,但打通國際電話,奢侈且帶朝聖感———你需要先向電話公司預約通話時間,時限三分鐘。全球即時聯絡,彼時猶如童話。
43年前的「前衛」與43年後遲到的榮耀固然讓人感慨,而43年間高錕始終得以心無旁騖地做研究,其超前設想也一直獲得大量的財力與人力的支援,這或許更值得國人思量。
1933年,高錕出生於上海一戶典型的高知家庭。父親高君湘是留美返滬的大律師,祖父高吹萬是清末民初時期南社著名文人,堂叔父高君平為知名天文學家。
高錕的家坐落於霞飛路,這條現更名為淮海路上的民居,如今已成老上海的縮影與家世不凡的標誌。到了上小學的年齡,高錕被送進霞飛路上的世界學校。這所由蔡元培、陶玄等創辦的西式學堂,時為上海頂級貴族學校。課堂上,高錕們要學英語、法語,放學後,衣著整潔光鮮的孩子們紛紛鑽進各家的高級轎車。只有圈內人才能辨出,這些小傢伙中,有孫中山的孫女、杜月笙的小兒子、榮氏家族的後代……回家後,還有父親請來的私塾老師在等著高錕,一字一句地教他誦記四書五經。高錕的堂兄、上海文史館館員姚昆田回憶,高錕隨父母移民後,再回上海敘舊時,還頗有興致地與他和詩。
1948年高家舉家遷往香港,是高錕人生首個轉折點。這次應該被龍應台錄入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遷居,使高錕得以心無旁騖地繼續接受優質高等教育,為他今後的非凡成就奠定了基礎。
在香港聖約瑟書院唸書期間,這個打小就喜歡自製滅火筒、煙花、相紙甚至泥炸彈的小男孩,就立志報讀電機工程。
從書院畢業後,高錕赴英國留學,1957年,取得倫敦大學電子工程理學學士學位,加盟國際電話電報公司(ITT)。同年,中國大陸正開始推行反右運動,繼而是三年人為饑荒與十年「文革」,所幸高錕這顆「小粒子」的布朗運動已經脫離了那片水域,闖入亟待突破的電訊業領域的精英行列。
這個當年無論是追女孩還是被女孩倒追,都會面紅耳赤的小個子男生,實在稱不上是一位游刃有餘的天才。由於迷戀打網球,高錕以二級榮譽從倫敦大學畢業。
在香港三聯書局現任總編輯陳翠玲女士眼中,高錕不善言辭,甚至有些木訥,但在2005年香港書展高錕自傳首髮式上,他罕見地在台上興致勃勃地說了一大通話。其時,台下的聽眾寥寥,儘管此前發了一大疊邀請函,公眾與媒體對這位低調的前中文大學校長知之甚少。「你會覺得他當時真的好開心,卻讓我更內疚。」陳說。
在這本叫《潮平岸闊》的自傳中,高錕寫道:我在電訊事業冒起之際投身這個行業,社會上對傳送大量訊息,甚至活動影像的需求日漸迫切,這可就是推動我向前發展的波浪?
會當凌絕頂1960年,高錕進入ITT設於英國的歐洲中央研究機構———標準通訊實驗室,其時,各研究機構已經開始重視公眾對改善通訊設施的強烈需求。高錕的主要職責,正是從霞飛路到斯德哥爾摩提高現有通訊設備的功能,重點研究和發展一套利用毫米波長的微波傳送通訊系統。現在看來,當時年僅27歲的高錕的確生逢其時地站在了全球通訊科技的制高點。
1966年7月,33歲的高錕登上了人生的第一座高峰,其論文《光頻率介質纖維表面波導》發表於英國電機工程師學會學報,這個日子後來被定為光纖通訊誕生日。其時,這個新鮮的名詞被全球媒體紛紛報道轉引,讀者來信也紛至沓來。其中一封的作者指責高錕「給充滿罪惡的社會增添一種邪惡的發明」,並宣稱要給他點顏色看看；另一封信來自一位農民:「我整天都要在田裡工作,我的家離田很遠,肚子餓了只能等老婆把飯送過來,大叫她也聽不到,你發明的新玩意到底哪裡可以買到?」高錕在自傳中答:他還需要等足20年,才可以買到一部移動電話。
漫長等待的主要原因在於,光纖材料的研製進展實在太慢。其時,製造玻璃的低溫熔爐產生的雜質難以控制,高溫石英的處理也只是略有進展,光在光纖中總會有所損耗。惟一值得雀躍的是,利用改良化學氣相沉積法在石英管中做出了纖心。那時,高錕也開始轉戰美國羅安那克(Roanoke),開展新的研究。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英美,華人仍然處處遭受歧視與排斥,高錕在華盛頓移民局辦理材料時,房間裡沒有足夠的椅子,一些同胞只能蹲在地上填表,還有人在抽煙,充滿煙味、亂糟糟的狹小空間十足像輪船的三等艙。
太太黃美芸出生於英國本土,卻往往在她操著純正倫敦口音與對方理論時,才會贏得對方帶著詫異的尊重；女兒想加入學校的木工班,也曾一度被無理拒絕……所幸這兩個一老一新的國家均以制度保證了高端人才不因膚色而被埋沒,更別說遭受打擊迫害。在ITT的頭十年,高錕從普通員工晉陞到了研究經理。
ITT對高錕的前沿研究曾出現短暫動搖,其時,電光學產品部日漸成為國防太空集團的生財工具,總部定下持續營業增長率須達10%以上。贏利成為惟一目標,這讓高錕一度感到困惑。
1983年,ITT高層的一個電話成為高錕的第三個轉折點,他被公司任命為首席科學行政總裁。時任副總裁弗拉申博士對高錕的要求是,「做任何你認為對ITT有重要意義的事」。
那年,ITT還給這位履新首席科學家製作了一張公關宣傳海報,海報的背景是一片樹林,高錕坐靠在一棵樹下悠閒地看書,海報下方有一行字,「我們給他資金和時間,讓他締造更好的未來」。
如今,ITT一定在為自己當年為未來支付的巨額資金感到物超所值,高投入高回報、高風險高利潤,這一規律在頂尖科技界中同樣適用。迄今為止,ITT所屬的標準通訊實驗室的競爭對手貝爾實驗室,已經走出13名諾獎得主。
其時,高錕的年薪在ITT已經達到非美裔人員所能達到的最高上限。具體數目我們不得而知,只知道二十多年前的ITT,給一名普通工程師提供的年薪就有20萬美元。
變得「很有很有錢」的高錕沒讓自己變得很時髦,他只是喜歡到郊區、湖邊等幽靜處買塊地,和夫人親自設計房子,再找工人蓋,他喜歡自己動手做木工,房子前坑坑窪窪的木搭露台,就是他刨的。如今,在他們的硅谷家中,還擺著一張做木工活的桌子。
他有越來越多的機會在全球飛行,篩選各國最優秀的科研合作夥伴,與某個國家的國王或政要會見,他坐頭等艙的機會不多,因為大多時候,ITT會派專機以最快的速度載他飛往要去的城市。
這位不必承諾任何具體目標的首席科學行政總裁,彼時卻比任何時候都忙碌。黃美芸回憶說,「有時給他秘書打電話,讓他下班路上從超市帶點東西回家,秘書回答,『高太太,您不知道高博士今早去了紐約嗎?』」
遲到的榮譽1987年,高錕出任香港中文大學第三任校長,持英、美雙重國籍的他每年有一段回家的長假,這些「探親」時間,高錕充分用於與貝爾實驗室合作交流,此外就是到全球各國領獎。
10月7日香港中文大學慶祝會上,香港中文大學第五任校長金耀基教授半開玩笑地說,那段時間,他常常不得不代高博士做校長,因為他忙著到處去領獎。
在獲諾獎之前,高錕陸續獲得過15項國際大獎,其中包括頒獎規格與諾獎齊平的瑞典易立信國際獎及目標做第二個諾獎的日本獎。如今,高錕將絕大多數獎章捐給了香港中文大學。
老兩口在硅谷家中仍然留著一些,可都擺在讓人倒吸一口氣的位置上。1996年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將一顆新發現的小行星命名為「高錕星」的紀念證書,貼在車庫牆上,證書正下方,是供人換鞋進出的小凳子；書櫃上一隻滿滿盛著貝殼的水晶碗,是高錕獲得的第一個獎,1976年美國莫裡獎,這已升了級,以前可是用來盛火柴盒的。
「那怎麼辦?我們沒地方放了呀。」黃美芸笑說。「我不認為拿到諾貝爾獎才標誌著高錕達到了事業頂峰。」
1997年,上海交通大學前應用物理系主任陳益新教授收到諾貝爾評審委員會的郵件,邀請他推薦1998年物理學獎候選人,空格有三個,陳只填了高錕的名字,「他發明的光纖,是一項世界性、革命性的貢獻」,「諾獎評委會每年都會邀請全球各領域的專家推薦候選人,這本身就有很大的偶然性,高博士今年才獲獎,太遲了」。
在香港,高錕4年前出的自傳存貨在幾日內被搶購一空,香港三聯書店不得不緊急加印3000冊。這讓總編輯陳翠玲很感慨,2005年出版這本書時,三聯印了3000冊,高錕獲諾獎前的4年間,賣出不到1000冊。
不過,無論是新晉諾獎得主,還是一夜成名的暢銷書作者,這兩個新身份對現在的高錕來說全都沒有意義了。從老人健康中心回到家,高錕順從地聽著太太的指揮,換鞋、喝牛奶、吃蛋糕、加多件馬夾。他的眼睛總不願離開黃美芸,他喜歡衝著她笑,她是他自傳中第一章「邂逅」的主人公,也是他眼下惟一叫得出名字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