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路

每個人都得重視自己的生涯規畫

星雲

有人說：人生如夢幻，夢醒一場空；也有人說，人生如浮萍，漂泊不定，聚散無常。其實，人生好比一條「路」，人生的前途要有路，才能有所發展；如果前途沒有路，應該就表示人生已經走到盡頭了。

　　人生的路，要靠自己走出來，自己走不出自己的路，總是沒有把人生活得淋漓盡致，因此每個人都要重視自己的「生涯規畫」。

　　我曾經把自己的一生規畫為八個時期，以每十年為一期，第一個十年是「成長時期」，第二個十年為「閱讀時期」，第三個十年是「參學時期」，之後依序是「弘法時期」、「歷史時期」、「哲學時期」、「倫理時期」、「佛學時期」。

　　我能到人間來，得感謝父母生養了我的身體，他們幫助我在世間成長；但是自己前世的福德因緣，讓我今生能夠依照自己的理想，朝著自己既定的目標發展，更是值得慶幸。

　　我從小就不是一個苦惱的小孩，由於家裏貧窮，出了母胎連母奶都不足飽腹，但是我天性容易滿足。對於童年往事，雖然現在已經不復記憶，只是偶爾聽母親敘說，我經常把家裏僅有的一點食物，拿出來分享給其他小孩子吃；儘管家貧，也沒有多少東西可以分享給人，母親的話只不過說明，我從小就有喜捨的性格罷了。

　　我還依稀記得，三、四歲的時候就和外祖母學會念《般若心經》，也和七、八歲的姐姐比賽吃素，這一切大概都是受了外婆的影響。我的童年，經常跟著外婆進出「道場」，其實當時我並不懂得什麼宗、什麼教、什麼神，只記得大多數的道場裏，都懸掛著「十殿閻羅」的圖：一殿閻君秦廣王蕭，二殿閻君楚江王曹，三殿閻君宋帝王廉，四殿閻君五官王黃……當時在小小的心靈上，就烙印了「人不能做壞事」的觀念，做了壞事，應該上刀山、下油鍋，那是多麼痛苦、可怕的罪業呀。

　　我雖然沒有進過正式的學堂讀過什麼書，但在童年時，就會背誦寺廟牆上所貼的「三世因果經」：「有食有穿為何因？前世茶飯施窮人；無食無穿為何因？前世不捨半分文。高樓大廈為何因？前世造庵起涼亭；福祿俱足為何因？前世施米寺庵前。相貌端嚴為何因？前世花果供佛前；相貌醜陋為何因？前世惡心嫉妒人。聰明智慧為何因？前世誦經念佛人……」

　　我最感激的是，父母生養我，不但給我一個健康的身體，最重要的是，給我一個影響一生一世的性格。所謂「性格」，我生性勤勞，從小就喜歡幫忙家務，舉凡掃地、洗碗、擦桌子，我都主動去做。再著，就是我有一顆「仁慈」的心。

　　我從小就喜愛小動物，一群螞蟻圍困在路邊的水塘中，我會替牠們搭橋，讓牠們通過。幼小的昆蟲，我也細心地把牠養大再放生。我喜歡養小雞、小鴨，尤其喜愛養鴿子。記得有一次，為了一隻鴿子飛失了沒有回來，最初我急得飯都吃不下，最後竟至投河自盡，所幸我深諳水性，自己又浮了上來。但是這一切，都被大人責怪，認為簡直是小孩子胡鬧。

　　我對於家中所養的小狗，每天只准餵食一餐，甚為不滿，總想：人可以吃三餐，為什麼狗子只能吃一餐呢？家人說：只有給牠吃晚餐，牠才肯看家守夜。我無法認同這種說法，經常在吃飯的時候，偷偷地把碗盛滿了飯菜，再將狗引到僻遠的地方讓牠吃，我寧可自己少吃，也要替狗子加餐。

　　一隻殘缺的小雞，破殼而出還不到十天，有一次被雨水淋濕了羽毛，我怕小雞受寒，就把牠擺在爐灶的入口，想藉爐火幫牠把羽毛烤乾。那知小雞見了人，受到驚嚇就往爐子裏鑽去。我一見大驚，趕快伸手把牠從爐火裏搶救出來，但是牠的羽毛已被燒光，一隻腳也燒掉了，甚至嘴巴因此缺了下喙。

　　燒成這個樣子，照說小雞應該是必死無疑，但我想出種種方法照顧牠。起初餵食很麻煩，因為只剩上喙，不能啄食，所以三餐我都用杯子盛滿米穀餵牠。如此養了一年多，小雞不但沒有夭折，反而大到可以下蛋，儘管所下的蛋小如鴿蛋，但總是活了下來。這件事讓我感覺自己好像成就了一件大事業一樣，現在回想起來，這也是對生命的愛護，所以回憶起自己的童年，是有些許的仁慈性格。

　　另外關於勤勞，記得是我八、九歲的時候，因為家裏貧窮，看到父母為了家庭日用艱難而辛苦，於是就有心想要幫忙。但是一個年幼的兒童，能有什麼辦法呢？想到狗子在路上屙屎，我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就起床，然後到路上撿「狗屎」，把它堆積在一起，幾天後也能賣給人家當肥料賺得幾個銅板。

　　我也常在下午時分，出門撿拾路上的牛糞，然後學習大人的做法，把稻草剪碎，將牛糞及稻草用水和在一起，貼在牆上曬乾後，一塊牛糞幾角錢賣給人當木炭燒，如此也能賺錢。

　　「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抗日戰爭開始，我的家鄉揚州江都因戰火摧殘，燒得只剩一片瓦礫，到處都有鐵釘以及各種器皿損壞後的破銅爛鐵。我把這些撿起來賣，雖然不值錢，但當時小小年紀，也覺得為數可觀。甚至在桃李銀杏出產季節，鄉人吃過桃子、李子、杏子，裏面的核到處亂丟，我也滿街滿巷地撿拾，累積起來也可以賣點小錢。

　　過去自己一直覺得很難為情，不敢把這些事告訴別人；現在環保意識抬頭，我覺得自己童年所做，不但減輕家庭經濟負擔，也是對環保的實踐。同時也增強自己的信念，不論什麼人，只要對公益有所幫助，我覺得都非常有意義。

十歲以前的童年，我稱之為「成長時期」；十歲以後，我就步入了讀書學習的時期了。我在出家前的一、兩年中，斷斷續續也讀過幾年「私塾」。所謂「斷斷續續」，原因是我們每天讀書要繳四個銅板，有錢的時候就帶著四個銅板去讀書，如果沒有錢，當天就主動為自己放假。私塾的老師也習慣如此，學生來了，就教他一段四書，不來也不會責怪。

　　斷斷續續當中，也不知道自己能認得幾個字，直到十二歲那年，我在師父志開上人的座下剃度出家。最初在棲霞佛學院讀書，全班約有學生五十人，他們的年齡都比我大許多，大部分在二十歲以上，只有我還在幼童之齡。同學當中，不要說青年，連少年都沒有，我只有自慚形穢地混雜在那些大人學生之中，因為他們都曾經聽講過《成唯識論》、《因明學》、《般若經》等，而我對這些經論，都如鴨子聽雷，老師的語言，對我而言，只有聲音，完全不知道講的是何意義。

　　所幸在私塾裏認得幾個字，這時總算能夠派上用場，我經常到棲霞佛學院的圖書館，借幾本文學書籍來閱讀。我記得自己所看的第一本小說，就是《精忠岳傳》。對於岳飛的「精忠報國」，以及他的兄弟們「英勇果敢」的表現，都讓我產生非常強烈的尊敬與嚮往。

　　後來又接觸《七俠五義》、《小五義》、《封神榜》、《儒林外史》、《水滸傳》、《三國演義》等，經常看得入迷，甚至真是看到廢寢忘食。之後又閱讀不少西洋文學，先後看過英國莎士比亞全集、印度泰戈爾的詩集、俄國托爾斯泰的小說《戰爭與和平》，以及法國小仲馬的《茶花女》、大仲馬的《基度山恩仇記》，美國海明威的《老人與海》，還有德國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浮士德》等等。

　　這時候感覺到知識無涯，慧海無邊，每天雖然在叢林裏過著專制、無理要求的生活，受著無情的打罵教育，但是我樂在閱讀之中，其他一切也就不去計較了。

　　在那個時候，我愛看小說，終於慢慢被老師發現了，成為黑名單的學生。老師認為，一個不用功閱讀經論，只是沈迷於小說的學生，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罷了。但是不管別人怎麼樣嘲笑、歧視，我對東西方的小說、文學作品、歷史傳記，還是讀得津津有味，樂此不疲。因為經論看不懂，只有閱讀這些世間著作，能夠增添我的知識見聞。

　　那個時候，因為閱讀，我也漸漸展現了自己的學習成績，例如《水滸傳》裏的一○八將叫什麼名字，什麼綽號，用什麼武器，穿什麼衣服，我都能如數家珍一一道來。甚至我還列出三、四十人，覺得他們不夠資格當一○八將中的好漢。

　　對於《三國演義》，我則崇拜不已，尤其當中對於人物武功的鋪陳，很有層次，例如「呂布戰三英」，可以看出呂布的武功勝過關雲長、張翼德；而關公「過五關，斬六將」，可見關雲長的武功又是遠遠勝過一般的英雄武將。

　　對於《三國演義》中，把關雲長、張翼德、趙子龍、黃忠、馬超，列為「五虎將」，我認為最為公正。當中尤以趙子龍那種不計較、不比較，不鬧情緒，只是一心輔佐劉備，最為欽佩。

　　我在棲霞佛學院讀書的六、七年當中，可以說都是受人歧視、打壓。例如，有一次國文課中，老師出了一道作文題目，叫做「以菩提無法直顯般若論」。在那種年齡，對於什麼叫做「菩提」，什麼叫做「般若」，我都搞不清楚，又如何論議？如何能暢所欲言呢？結果老師給我的批語：「兩隻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我當時一看，還洋洋得意，以為老師寫了詩句讚美我，後來經過別人說明，才知道老師是在嘲笑我。所謂「兩隻黃鸝鳴翠柳」，牠在叫什麼你知道嗎？「一行白鷺上青天」，你又了解了什麼呢？所以總說老師的意思，就是說我的文章「不知所云」。

　　又有一次，作文題目是「故鄉」。這種淺顯易懂的題目，又是跟自己切身有關，加上我讀過一些文學小說，懂得怎麼樣形容故鄉，所以就寫道：「我的故鄉有彎彎曲曲的小河，河流上有小橋，兩岸翠綠的楊柳低垂，每當黃昏落日餘暉下，農舍的屋頂炊煙嬝嬝升起……」老師又給我批語：「如人數他寶，自無半毫分。」這一看就很明白，老師認為這篇文章是我抄襲而來，不是自己所作。

　　寫得好，是抄襲而來；寫得不好，是不知所云。幸好我的性格善於轉化，沒有輕易被摧殘、打倒，所以後來我一直主張，對青年學子要用愛的教育，要鼓勵他上進。所謂「良言一句三冬暖」，老師的一句話，一點鼓勵，是金錢買不到的，可是對一個青年學子而言，在他的成長過程中，是多麼需要師長大人的鼓勵啊。

　　不過，在我人生的學習之路上，也遇到很多好的老師。十八歲時我升學上焦山佛學院，有來自北京大學國文系的薛劍園教授，為我們上文學課程，還有思想開放的聖璞法師，指導我們的國學。另外還有芝峰法師、大醒法師、圓湛法師、戒如學長、普蓮學長，尤其在家的教授為數更多，只是有些名字已經不復記憶了。

　　這麼多年輕優秀的師長，為我們教授數學、外文、生物學等，我一時只覺心開意解，世間學問紛紛向我蜂擁而來，我忽然思想大開，進步神速，所以就不斷向江蘇省會鎮江的各大報副刊投稿。其中有小詩、有散文、有語體文，不但皆被錄取，後來他們竟然還邀請我當副刊編輯，這對一個沒有進過正式學堂的青年而言，真是莫大的鼓勵，這是我人生中最感快樂、也是最短暫的一段學習過程了。
二十歲那年冬天，我離開了焦山，就此結束了我十年的學習生涯，接著就邁入了我人生另一個十年的參學時期了。
　　離開焦山以後，我回到白塔山大覺寺，在白塔國民小學服務不到兩年，之後就到南京華藏寺，參加同學們發起的佛教革新運動。可惜因為時局動盪，國共戰爭開始，已經不容許自己有所作為了，因此在得到家師志開上人允許下，只帶著簡單的換洗衣服，其他東西一概捨棄，贈送給同學智勇等親友，我率領了七十餘名的青年同道，以參加僧侶救護隊的名義，就這樣渡海來到台灣。

　　初到台灣，人地生疏，用「走投無路」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所幸獲得吳伯雄先生的尊翁吳鴻麟老先生為我保證，辦理戶口，才得以留台。當然，更要感謝的是，妙果老和尚收容我掛單，才能免於流離失所之苦。在當時，即使窮途潦倒，我仍然堅守自己對佛教的信念，保全一件僧衣，先後曾經拜訪過慈航法師，聽過道源法師講說《大乘起信論》，也曾和大醒法師長談，並且擔任台灣佛教講習會的教務主任，乃至和東初法師講說佛教的未來，同時幫他主編《人生雜誌》。

　　我也曾經親近過章嘉活佛，尤其印順長老初到台灣時，住錫在我教書的台灣佛教講習會，因此得以朝夕親近請教。我對於長老治學的嚴謹、思想理路之通達，無限欽佩。

　　記得那個時候，承慈航法師送我一套《太虛大師全書》六十冊，以及印順法師的著作。另外，我也擁有《印光大師文鈔》、《虛雲老和尚法匯》、圓瑛法師的著作，還有一套《胡適文存》等等。我坐擁書城，面聆這些大德的教益，回想這十年中，真是其樂無比。

　　我除了參學、教學以外，偶爾也在報章雜誌寫些護教的文章。一篇文藝短篇小說〈茶花再開的時候〉，承中興大學教授秦江潮先生，特地從台北親臨圓光寺給我指教；一封寫給京劇名旦顧正秋女士的信，抗議她在永樂戲院演出有損佛教形象的戲劇，引起軒然大波。尤其在《覺生月刊》上寫給朱斐先生的一封信，導致他把《覺生》停刊，另創《菩提樹雜誌》。另外，一篇短文批評《中華美術》所刊出的佛像，把頭腳切斷，是對佛教不敬，招來東初長老對我的不滿。甚至佛教同道間的指責，也從四面八方紛至沓來。

　　我感歎自己只是在佛教裏生事，對佛教沒有真正的貢獻。所幸章嘉活佛護衛我當選中國佛教協會的常務理事，但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同時也不想連累容我掛單的青草湖靈隱寺，所以就設法到了山後交通不甚方便的宜蘭，一方面韜光養晦，一方面在那裏實踐我對佛教新教團的設立，就類似太虛大師的「菩薩學處」。從此我告別了十年的參學期，開始邁入另一個以文學弘法的十年了。

　　我在宜蘭，最初成立念佛會、歌詠隊、學生會，文藝寫作班；我有教育部登記有案的光華文理補習班，我創辦幼稚園，也成立幼教師資訓練班。我把宜蘭市四十八個村里，用佛教的義理，組成光明班、菩提班、清淨班、慈悲班……等四十八班，每班選出一個班長，有系統、有組織地弘揚佛法。

　　雖然一下子辦了這麼多活動，但我並不會太忙碌，因為歌詠隊有楊勇溥老師幫我教授，青年團有通訊兵學校裘德鑑上校替我領導。甚至太極拳班，有武功高強，即使二、三十人聯合起來都不是對手的熊養和老先生幫我指導。另外還有宜蘭中學、蘭陽女中的多位老師幫忙領導各種社團。

　　我在忙碌之餘還能抽空撰寫文章，我的《玉琳國師》、《釋迦牟尼佛傳》、《十大弟子傳》、《佛教童話集》、《佛教故事大全》，就是在宜蘭十年的初期完成的。《釋迦牟尼佛傳》和《十大弟子傳》，我都是用文學的筆調撰寫，尤其《釋迦牟尼佛傳》，曾由監察委員游娟女士編成連續劇，在台視八點檔播出；也曾拍成電影，在金國戲院上映。《玉琳國師》更加發揮威力，曾被空軍廣播電台列為小說選播，也拍成電影，尤其勾峰先生二度編成電視劇「再世情緣」，在電視台連續播出一個多月。

　　我在這個時候，鼓勵慈莊、慈惠、慈容等人，在台北三重開設「佛教文化服務處」，除為佛教界做一些文化服務以外，也出版通俗化、大眾化的佛教著作，如佛教的小說選集，如唱片的發行等。我自己也在全省各地巡迴講演之餘，努力撰寫文藝作品，尤其作了許多佛教歌曲，如：弘法者之歌、西方、快皈投佛陀座下、菩提樹、鐘聲、佛化婚禮祝歌等。透過雷音寺歌詠隊隊員的演唱，甚至編成舞台劇，在台灣各地表演，一時造成轟動，但也引起傳統佛教人士對我的不滿，認為我荒腔走板，怎麼佛教還唱起歌來，真是大逆不道，這不是要滅亡佛教嗎？

　　但是佛教並沒有因為唱歌而給唱完了，反而在幾十年後，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慈惠法師主辦的「人間音緣」，每年都把幾十個國家的青年集合在台北唱歌弘法，可見佛教提倡歌唱，不但沒有傷害佛教，反而接引了一批批優秀的青年進入佛教，對於帶動佛教的年輕化、知識化，發揮很大的功能。

　　我在宜蘭弘法十多年後，一九六四年時年三十八歲，先在高雄創辦壽山佛學院，接著購買了大樹鄉麻竹園五十多公頃的土地，就此開創佛光山，想為佛教創造歷史，開創另一個佛教的新局面。

佛光山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開山建設，初意是想設立佛教學院，為佛教培養弘法人才。後來基於發展中的需要，除了安僧辦道以外，並且創辦各種佛教事業，諸如養老育幼的慈善事業，以及幼稚園、初級中學、高級中學的設立等。

　　初建佛光山時，我知道自己應該要進入為佛教創造歷史的階段，於是為佛光山訂定四大宗旨：一、以教育培養人才；二、以文化弘揚佛法；三、以慈善福利社會；四、以共修淨化人心。

　　我同時也為隨從的弟子們，制訂佛光人的「工作信條」，我希望他們能在工作生活中，確實奉行「給人信心、給人希望、給人歡喜、給人方便」的原則。我把童年的性格和信念，逐漸加以實現，我把青少年時期醞釀在心中的理想，慢慢落實，所謂「國際化、人間化、生活化、藝文化」的人間佛教，就這樣確立了。

　　從四十到五十歲的十年之間，因為是佛光山開山初期，點點滴滴，只要是善舉，我從不排拒。例如，在自己衣食無著的情況下，籌辦大專佛學夏令營；在開山建寺萬般辛苦的情況下，設立普門高中，甚至後來相繼創辦西來大學、南華大學、佛光大學，真的都是「以無為有」，正如《般若心經》所謂的「空中生妙有」。

　　尤其為了「以教育培養人才」，我創辦佛教學院，聘請楊國樞、韋政通、陳鼓應、王淮、唐亦男老師等人，到佛學院教授《老子》、《莊子》，啟發同學的哲學思想。乃至牟宗三、唐君毅，甚至韓國的金知見，日本的中村元、平川彰、水野弘元教授等，都曾邀請他們講學。

　　另外，為了帶動佛教文化，我經常「以文會友」，當時的文學家，如郭嗣汾、公孫嬿、朱橋、何凡、林海音、高陽、司馬中原等人，都跟我成為很好的文友，甚至劉枋女士還曾在佛光山長住過一段時期。

　　我對於一些學術人才，一向都是非常尊重，所以在一九七七年佛光山成立《大藏經編修委員會》， 陸續把藏經加以標點、分段、注解，重新編印成《佛光大藏經》，同時還邀請大陸學者王志遠、賴永海、方勵天、樓宇烈、王堯、楊曾文、王雷泉、陳兵、方廣錩、程功讓等人，將藏經翻譯成白話文，出版《中國佛教經典寶藏》。

　　我主辦各種學術會議，出版《佛光學報》，後來又發行《普門學報》等。儘管我一生都很努力在為佛教推展文教事業，但是在佛光山開山期中，佛教界的某些領導人放話，揚言要打倒佛光山叢林學院，不准我興辦教育。其實，天主教、基督教在台灣創辦了東海、輔仁、東吳等多所大學，也沒有人要打倒他們，為什麼我為佛教所辦的一所小小佛學院，就要打倒他呢？

　　尤其當時我要召開「世界漢藏佛教會議」，因為我獲選為中華漢藏文化協會理事長，召開這樣的會議有義不容辭的正當性。但是佛教界人士杯葛我，要大家不要參加，不要跟我合作。我經常帶著一種悲憫的心情，想到可憐的佛教，就只剩這麼一點生機在苟延殘喘，難道我們不能愛惜他、維護他嗎？

　　此外，佛光山開山數年之後，由於各種因緣推動，我分別在高雄、彰化、台北設立分院，這時國民黨的一位重要人士，負責組織的宋先生，他不太了解情況，就說：佛教設立這許多分別院，那麼以後國民黨的分支部用來做什麼呢？

　　雖然來自教界與政治的阻力不少，但我順應時勢的需要，不但沒有被打壓、阻礙，反而以創造歷史的精神，後來陸續到美國創建西來寺、中美寺，到澳洲創建中天寺、南天寺，到歐洲創建巴黎道場、德國禪淨中心，到非洲創建南華寺，到馬來西亞創建東禪寺等。我為海內外二百多所寺院道場，訂定「傳統與現代融和、僧眾與信眾共有、修持與慧解並重、佛教與藝文合一」，做為佛光教團推展人間佛教的方向，我想這也是佛教發展的時代趨勢，所以後來又成立國際佛光會，在五大洲成立一百多個協、分會，真是「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常流五大洲」了。

　　時光荏苒，人已半百，在五十歲左右，除了在世界各地興建道場，創辦佛教事業以外，這時我想到佛教不能只重外相，應該要有一些實質的內涵。雖然多年來我一直做的都是「人間佛教」的事情，到了五十幾歲的時候，才想到「哲學的人生」，因此我對人間佛教開始做了一些規畫，我要確立自己的模式來宣揚人間佛教。

　　首先為了讓人間佛教有特殊的內涵，我不能不考慮哲學思想上的建立，所以歷年來國際佛光會召開世界會員大會，每次我都發表一篇主題演說，例如：歡喜與融和、同體與共生、尊重與包容、平等與和平、圓滿與自在、自然與生命、公是與公非、人間與生活、發心與發展、自覺與行佛、化世與益人等，這些都是在這十年期中所醞釀的思想。甚至對當代的問題，如戰爭與和平、宗教之間、族群問題、生態環保、安樂死、優生保健法、生命教育、生死學等，我都給與重新詮釋。

　　為了詮釋這些問題，我在世界各地舉辦講座，或是召開座談會，現在都已經集結出書。尤其我在「怎樣做個佛光人」裏，提倡佛光人要「先入世後出世、先度生後度死、先生活後生死、先縮小後擴大」；佛光人要「有宗教情操、有因果觀念、有慚恥美德、有容人雅量」；佛光人「不私收徒弟、不私蓄金錢、不私建道場、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化緣、不私自請託、不私置產業、不私造飲食」；佛光人「以佛法為重，以世法為輕、以道情為重，以俗情為輕、以實踐為重，以空談為輕、以是非為重，以利害為輕」；佛光人「不以經懺為職業、不以遊方為逍遙、不以自了為修行、不以無求為清高」；佛光人要「光榮歸於佛陀、利益歸於常住、成就歸於大眾、功德歸於檀那」。

我也替佛光山設立「參禪規約」，並且為建設人間佛教規畫藍圖。在佛光山，我以「全面照顧一個人的生老病死，讓人的一生都能在佛光山完成」為發展藍圖；對社會，從個人的新生，到家庭佛化、社區佛化，乃至以服務社會為工作的意義，都加以敘述、闡揚。

　　在此期間，我為了替人間佛教做一些古今映照、傳統與現代融和的工作，因此把根本佛教的「戒定慧」三學提出來，做為人間佛教的思想依據。在戒學方面，我主張戒律是佛教的根本，是佛法的生命，是諸佛化世的本源，所謂「戒住則僧住，僧住則法住」，戒律的重要，由此可見。但是戒律要合乎時代性，要合情、合理，要尊重人情、人性，當初佛陀也倡導「小小戒可捨」，現在的憲法都能順應時代而改革，戒律也應該因時制宜，隨著時代發展而融通應變，但是在應世化俗之餘，不可過分方便而流於庸俗化，因為戒律必定是維護僧團最重要的法寶。

　　在定學方面，我認為不管在家、出家，佛光人都要有修身治心的法門。過去在台灣少有禪堂的設立，但現在佛光山在國內外的分別院，每家都設有禪堂和念佛堂。這也說明，佛光山雖然主張「八宗兼弘」，但重在「禪淨雙修」，多年來對此一直非常努力地在提倡、推動。

　　在慧學方面，佛教不同於一般宗教的，就是有慧學般若，講究對宇宙人生真理的探討。遺憾的是，佛教徒大都重視信仰，不太重視閱藏讀經，所以佛光山在世界各地成立讀書會，目前大概有兩千多個讀書會，至少有數百萬人在讀書。不過，若想提昇佛教的慧學，大概還要看將來大家的深入程度了。

　　人間佛教的思想理念，主要是倡導生活的佛教，以促進人際間的和諧，帶來社會的公平，達到世界的相互尊重包容，讓所有人民都能幸福安樂的生活為目標。所以，人間佛教希望大家講道德、守信用、明因果、持五戒；唯有發揚人間的美德，散發人性的光輝，才能共創人間的淨土。

　　對於人間佛教的弘揚，我除了著有「人間佛教系列」的各類書籍以外，我在「人間佛教的戒定慧」裏，更把人間佛教的思想、理念，一一表露。

　　人間佛教就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之增進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人間佛教要有人間的性格、人間的倫理、人間的秩序；人間佛教要從「人」做起，甚至要從「自己」做起，凡事不要求別人。為了不把報恩的責任推給阿彌陀佛，所以我在佛光山成立「功德主會」，把信徒定位為「佛教的老闆」，並且訂定各種功德主的福利辦法，一方面替佛教報恩，同時也讓信徒在有生之年都能享受佛教給他們的福利，讓他們都能「往生」佛光淨土。

　　尤其到了六十歲左右，我忽然想到自己已屆花甲之年，跟隨我的徒眾弟子，出家弟子就有千餘人之多，我在退位時曾宣布，佛光山的行政工作可以退位，但是跟徒眾的師徒關係沒有退位。因此想到多少可敬、可愛的父母，他們把子弟交到佛光山跟隨我出家，其中多數都是經過父母培養，受過大專高等教育。或者至少也是高級中學畢業後，再經過佛光山叢林學院的教育，也算是大學學士了。

　　雖然我年幼離開故鄉、親人，但在我心底，所有天下年長的男女，都可以做我的父母，為了對所有徒眾父母表示尊敬，因此舉辦「佛光親屬會」，讓所有徒眾父母、家人，每年都到佛光山團聚兩天，不但父母、子女可以暢敘親情，也讓我有機會跟他們報告子弟出家後的前途希望。所以這時的思想，又轉入到應該為人間的「倫理關係」有所建立的階段。

　　我有一千多位出家入道的弟子，我那麼多的「佛門親家」，雖然一年只聚會一次，但是大家都為兒女能得到一個好的安身立命的道場，感到歡喜、榮耀。有的上台講演，表達他的歡喜，有的述說當初送子學道的心情。佛光山這許多青年子弟，也不辜負父母的希望，有的在各大學教書，有的從事文化事業，編輯報紙雜誌，有的從事養老育幼的慈善事業，有的在世界各地名校，繼續各種研究。佛光山兩百多個寺院道場的行政、社教、法務，都是由這一群人擔當，所有的父母親家，也經常在世界各地來去旅行，到處為家。甚至佛光山還優待徒眾父母，將來可以隨子弟住進佛光山養老機構安養，或者百年之後，歸葬佛光山萬壽園陵墓。尤其佛光山任何一個子弟的父母，也是全佛光人子弟的父母；從一、兩個子弟之家，到幾千人的世界大家庭，其融和安樂，真是難以言說。

　　《法華經》說：「一切長者男子是我父，一切長者女子是我母，一切年輕男女是我的兄弟姊妹。」誠哉斯言。當初我撰寫《釋迦牟尼佛傳》時，寫到佛陀為逝世的父親擔棺，為報答母親之恩而親上忉利天為母說法，甚至為迦旃延的弟子均頭沙彌鋪設床位，讓他在自己的房中暫住。佛陀對尊師重道、孝養慈親，以及愛護後學，樹立了典範，誰說佛門不重視倫理呢？

　　佛光山提倡人間佛教，意味著佛教的出家人不是遺世獨立，所以我倡導寺院道場為「四眾共有」，我倡導各種不同種族要「同體共生」，我鼓勵佛光山的兒女，在父母年老生日時，回俗家省親祝壽。

　　世界的秩序，就是要靠倫理道德來維護，就如儒家的〈禮運大同篇〉說：「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更重要的，要讓「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所以佛光山除了推動文化、教育之弘法利生的事業以外，對於人一生的完成，養老育幼、生老病死的事情，更是特別給與關注。

人的一生，其實只有兩個重大的問題，一是「生」，一是「死」。死的時候固然要死得無牽無掛，死得自在安然；生的時候，更要活得無憂無慮，活得平安快樂。現在世界最大的問題，就是「戰爭」不斷、「恐怖分子」猖獗，擾得人心惶惶。世界要和平，不但要發揮人性的慈悲、無私，還要講究緣起性空、六度四攝、因果報應等，這些佛教的教義都是促進世界和平的無形力量。

　　尤其，我認為世界和平的促進，宗教應該身先表率，彼此要互相尊重包容，要把「有容乃大」的胸襟，從宗教之間推展開來，進而影響社會各個團體，這是宗教界的責任，也是對現代社會應該提供的貢獻。

　　我一生倡導「融和」，除了力促佛教界的融和之外，尤其致力於「宗教融和」。為了結合宗教力量來共同促進世界和平，多年來我除了每年元旦出席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宗教委員會主辦的「宗教新春祈福大會」以外，平時更經常在世界各地與各宗教進行互訪、對談、交流，久遠的不談，就拿近幾年來說，例如：

　　一九九七年我應邀前往梵諦岡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會面，共同祈求世界和平，此事被譽為「世紀性的宗教對談」。

　　一九九八年，我應邀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弘法，同時與信奉回教的馬國總理馬哈迪會面，為中國佛教與馬來西亞回教史，寫下新的一頁。

　　二○○一年，我在澳洲與臥龍崗市長George Horrison，及英國國教臥龍崗地區的主教Bishop Pipen，針對宗教與文化交流，彼此交換看法。同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針對「宗教如何面對全球化」問題，我也應邀與天主教的瑞恩神父，及基督教的第芳婷教授等，共同主持「宗教對話」。

　　二○○三年，我在巴西聖保羅的SE大教堂，與天主教樞機主教Dom Claudio，針對宗教對本世紀應該提供什麼樣的貢獻，進行「宗教對話」。

　　此外，美國西來寺於一九八八年落成後，將近二十年來一直與相距五分鐘路程的摩門教會保持友好關係，西來寺每年並舉辦世界和平祈願法會，邀請各宗教領袖以各自獨特的宗教儀式，共同為世界祈求和平。

　　日前我甚至還為北港媽祖宮撰寫〈媽祖紀念歌〉，我認為宗教之間應該要建立「同體共生」的關係，要「同中存異、異中求同」，彼此包容、彼此尊重，就如人體的五官，要相互共生，才能共存。對於宗教之間的往來，我主張：教主不同，彼此要尊重，不可混淆；教義各有所宗，應該各自發揮；教徒之間則可以彼此溝通往來。

　　由於我經常與各宗教之間保持密切的互動，因此彼此也都建立了友好的關係，例如我與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台灣樞機主教單國璽、羅光總主教、丁松筠神父等，乃至佛教的達賴喇嘛，都成為朋友。甚至同為天主教所辦的智利聖多瑪斯大學、台灣輔仁大學、澳洲格里菲斯大學，先後頒贈給我榮譽博士學位等。

　　其實說來慚愧，由於自己從小基本教育沒有打好基礎，雖然在佛門裏有禪、淨、律各宗的參學，稱得上資歷完整。但是我的人生路走來也有一些起伏，崎嶇不平，變化莫測，很多難以掌握的事情，也只有隨順因緣所轉了。

　　現在回想起來，在我出家一甲子以上的時間，雖然也有一些為教為眾的理念，但由於自己沒有「學有專精」，對佛教縱有些許的貢獻，也不值得自我誇耀。尤其過去為了弘揚人間佛教，所寫的都是一些通俗性的文章，雖然已如預期，發揮了接引社會人士普遍認識佛教的功能，可是階段性的任務已經完成，直到七十歲古稀之齡後，我發現自己的佛學可以再做進一步的深入，因此在二○○一年發行《普門學報》，一方面提供學者有發表學術論文的園地，希望進一步提昇佛教義理研究，為人間佛教建立思想體系，同時我也親自為學報撰寫論文。

　　近十年來我在《普門學報》發表的學術論文，包括：中國佛教發展的階段性芻議、從四聖諦到四弘誓願……論大小乘佛教融和的開展、論佛教民主自由平等的真義……詮釋三皈、五戒及生權的內容、六般羅密自他兩利之評析、人間佛教的藍圖、比丘尼僧團的發展、佛教興學的往事與未來、佛教與花的因緣、佛教與自然生態、佛教叢林語言規範、山林寺院與都市寺院、人間佛教的戒定慧等。

　　雖然直到這時，我才真正對佛教的學術問題多所留意。不過在此之前數十年來，因為自己出身在臨濟宗門下，對禪門的思想、語錄，一直喜愛撰文，對於淨土的念佛，更因一生參加過的佛七不下數百次，所以對念佛也有心得。

　　另外，過去青少年時期，在佛教學院所受的課程，大都是唯識學的經論，現在也不禁在心頭慢慢明亮起來。雖然自己的心中還是喜歡般若空性、緣起中道，不過佛教的八萬四千法門，總是為各種眾生所喜愛，所以我對於佛學的基本信念，並不喜歡分宗立派，分別你我，造成宗派之間的相互對立。

　　我尤其不希望學者們用研究佛教的角度，互相排斥、批判，這是自相殘害，對佛教並無益處。我主張佛教的「聖言量」，你要信就信，不信也就罷了。但不可以用此經論，打倒彼學說；用彼學說，打倒此經論，這樣只會分裂佛教，造成佛教的分歧，絲毫無助於佛心證道。

因此，我認為佛學是一大總相法門，佛教雖然「方便有多門」，但是「歸元無二路」，就等於人生的道路，也是一直向前。佛道雖然遙遠，只要我們樹立生命的指針，假以時日，必定都能同證佛道，圓滿菩提，這才是人生道路的究竟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