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March 04, 2009

雪中足跡


二月三日,聖嚴法師辭世,不過他安頓世人身心的力量未曾稍減。

《雪中足跡》一書是聖嚴法師的自傳,中許多篇幅詳細記述了聖嚴在美國弘法的經歷,娓娓道述出他如何從一個一無所有到處寄宿的行腳僧,慢慢建立自己的禪修中心,以及如何打破東西方文化藩籬,帶領西方弟子禮佛修禪的心路歷程。其中自可窺見聖嚴年少起一心向佛濟世的精神。

如同達賴喇嘛所言「當我傾聽聖嚴法師述說禪宗精義時,我立刻就深深感覺到,這些話語是出自一個練達而偉大的精神實踐者。」

《雪中足跡 聖嚴法師自傳》精采書摘
文/聖嚴法師

一個偉大的禪師,若沒有經歷物質的貧乏和精進努力,是不會成就的。我最初出家的狼山寺院,有很多的護持者,非常富裕。但是寺裡的小和尚必須接受三年的訓練。婦女做的家務事,我們都必須學著做:清掃內外、種菜、縫衣服鞋子,還有煮飯。只有一件事不必學,就是生孩子。

這種訓練的目的是讓我們去除驕傲,不要輕忽勞力工作者。和尚們要有心理準備,會到沒有信眾的地方,就像西方傳教士一樣,因此必須知道如何打理作務。勞力活動幫助學生安心,排除妄念、去除分別心或我執。如果只考慮自己,或自身的得與失,寺院生活會變得艱難。如果不能定下心來,就會受苦。如果有平常心,寺院生活便是單純的。

在禪宗語錄中,有許多著名的吃苦或做粗重勞力工作的故事。唐代有一位年輕弟子跟隨著鳥窠禪師(道林禪師的別名)修行,師父住在樹上,徒弟則住在地上,為師父送水和跑腿。徒弟希望向師父習禪以開悟,六年過去了,師父卻沒有教授他任何佛法,只是叫他跑腿。徒弟感到很沮喪,有一天,他告訴師父說他要走了。

「為什麼要走?」師父問。

「我來這裡是學佛法的,」徒弟回答:「但我只是一直在跑腿,沒有學到任何佛法,也不能開悟。所以我要走了,我要去尋找其他的善知識,教導我所需要知道的東西。」

「喔,佛法,」師父說:「我這裡有一點。」師父慢慢從僧袍裡抽出一根鬆脫的線,吹向風中。就在此時,這名弟子開悟了。

當大覺寺的董事會在準備歡迎我的時候,他們心裡也想著這則故事。他們知道我剛完成博士學位,怕我傲慢不遜,所以要我「吃點苦頭」。

我不認為有此必要,我自小就學會了吃苦,可能他們並不知道。當我到大覺寺時,他們對待我像一般普通的出家人,沒有把我當成法師。他們要我擦洗和整理寺中的房間。我把原來都是廢物的地下室清理乾淨,變成一間教室和圖書館。我赤手空拳地把後院變成一座美麗的花園。

我沒有助手,一切得自己來。其他的和尚都比我老,而且戒長,沒有幫忙。當一卡車的書從日本運來時,我想辦法從碼頭搬回寺裡,安放在地下室的圖書館中。在多年閉關後,我已習慣獨立工作。

四周環境簡陋,那時候的布朗區,到處都是彷彿就要倒塌的房子和空蕩蕩的建築物。社區的居民多是貧窮的拉丁裔和猶太人,很少有華人。這裡主要是工業區及商業區。沈家楨居士買的這個寺院,原本是間郵局的倉庫。我來時,這兒沒有臥室,我住在地下室,一間黑暗、沒有窗戶、潮濕的房間裡,好像住在山洞一樣。我在牆上挖了個洞,讓一點光線和空氣透進來。

其他的法師好多了,他們住在附近租來的公寓裡,我是唯一住在寺中的人。沒有講經,沒有權力做決定、管人或管錢。我住在寺中以接待訪客,所以基本上只是個門房而已。

大覺寺每天的作息是很熟悉的。作為一個中國僧侶,不管你在哪裡,每天的作息都是一樣。我早上四、五點起床做早課,吃早齋和打掃清潔。如果有英文課,我會去上課;如果沒課,就整理地下室。如果有訪客,我負責接待他們,累了便休息一會兒。因為這團體不大,我的時間是有彈性的。午齋過後,稍事休息,然後清理房舍和道場。我常常單獨一個人,因為白天來禮佛的人很少。如果有時間,我會打坐。我通常提前在下午五點前做晚課,然後用藥石(晚餐)。晚上時間,我用來寫作、拜佛和打坐。

星期六早上,我教一小群西方人和華人禪坐。星期六下午,為週日講經布置場地,通常我們是請資深的法師來講經。我必須打掃道場的裡裡外外。

由於我是住在道場的唯一出家人,除了行政工作由日常法師負責──因為他的英文程度比我好。此外,其餘一切都是我來擔當。但這些整理寺院的雜務,並不會造成我的困擾,因為我把它當作是一種修行。

感謝沈家楨居士,我「吃苦」的時間不長。後來他提名我為寺院董事和美國佛教理事會的副理事長,並指定我為大覺寺住持。這真是特殊待遇,因為我在大覺寺的時間還不到半年,我不認為其他出家眾會受如此禮遇。

在大覺寺,我不會講英文,起初並未造成問題,因為我剛到時,大多數常來的信眾都是華人。偶爾有些好奇的西方眾會來,但他們不知道要做什麼。他們覺得像是在另一個國家,尤其我們全都在講中文。假如華人看到一個西方眾,他們通常都說:「老外來了。」我常常提醒他們,我們才是外國人,而他們是本地人!

我知道我想和西方眾接觸,此時令我回憶起與一位在日本教我禪法的老師──伴鐵牛禪師的對話,當我向他表示擔心到美國會有語言障礙時,他給了我一個開示:「禪法不是用文字教的。」

這句話幫助了我,即使我的破英文在多倫多弘法時遭到困難。在紐約,我指導禪坐,沒有期望對學者和學生講經授課。禪法的重點是直指核心,任何文字或口述都只是隔靴搔癢,目的是指導學生,幫助他們證悟禪法。必須要學生自己能離文字言說,才能明心見性。

禪宗史上有位著名的大智懷海禪師,有一次弟子問他:「你能教我如何修行嗎?」

他回答:「餓了,就吃飯;累了,就睡覺,不需要文字和語言。」

我們不要以為禪修者有很多祕密,或是他們做的事情都是神祕的。他們真實地生活,單純不複雜,沒有想太多,任何人都可以過這樣的生活。

菩提達摩來中國時,不會說中文。歷史上有一個和尚問趙州禪師說:「我非常困惑,請您給我指點?」

趙州法師只是說:「你喝粥了嗎?」

弟子回答:「有。」

趙州禪師說:「那就去洗碗。」那弟子當下開悟了。

所以當我開始與西方眾互動時,我用了類似的方法。碰到學生求助於我,我會問他:「你吃晚飯了嗎?」

如果他回答:「是的」,我就告訴他:「去洗你的盤子吧!」

我常常用這種方法和學生聊天,尤其是沒有翻譯時,因為我無法用英文講述太多佛法,所以就把事情簡單化。當學生問:「是什麼原因?」我會說:「沒有原因。」他們似乎也懂了。有一次有人在電梯裡問我:「法師,什麼是真實相?」我說:「沒這種事。」他回答說:「太好了!」

我能表達的英文範圍內,已可以回答很多問題。但沈家楨居士仍非常關切,他認為在美國如果不學英文,會非常不方便。他為我請了英文老師,支付薪水,但我已經老了,近五十歲,學習語言真是不容易。記憶力不似年輕時,所以在超過三百小時的課程後,我喊停了。因為我變得非常忙碌,而且學費實在太貴了,沈居士尊重我的決定,另外幫我找了一個課程較少的英文班。

有一天,有兩個年輕人──法蘭克林和彼得到寺裡來,問我是否會功夫。

我說:「會。」

他們問:「你會什麼樣的功夫?」

「我會太極和少林拳。」然後,我告訴他們,我不教電影裡那種身體打鬥的功夫,我說:「我教人如何運用心:首先要學習訓練念頭和穩定自心,那樣才不會為人所傷。」

他們說:「真棒!」

他們帶了一些朋友來參加第一班的課程,一開始我不知道怎樣教他們,尤其是我沒有辦法真正使用英語教學。我擔心他們會失去興趣,但我還是繼續教下去了。我請一位學生王明怡幫我做翻譯,他是紐約大學數學研究所的學生,飽受嚴重的頭痛,跟我學禪坐後,他的頭痛問題消失了。

我們的禪坐課從週六上午到下午,每週一次四個小時。剛開始,我不知要做些什麼,便去請教日常法師,沈居士曾送他去紐約上州的羅徹斯特禪中心向菲力浦.凱普樓(Philip Kapleau)學禪修。

我告訴日常法師:「我曾在中國和日本很多寺院禪修,但不知道要在西方教什麼,所以想知道凱普樓的禪中心怎麼教?」

他說:「非常簡單,他們教數息,當學員能夠熟用數息法,心沉靜下來後,就可以參禪。」

我請日常法師幫我教學,起先他很勉強。我們談了一會兒凱普樓的事,他在美國已成為知名的禪師,師父是安谷白雲(Yasutani Roshi)。

「安谷白雲的師父是誰?」我問。「是原田祖岳(Harada Sogaku)。」他說。

我告訴他原田祖岳也是我在日本的師父伴鐵牛的師父。這說明了我是凱普樓的師兄弟,因為我們都是原田祖岳的後裔,這讓我領悟到要如何教導西方學生。日常法師得知後非常高興,並且同意幫助我。

依照他的建議,我們先教學員數息法,其他的盡量簡單。我只給予學生幾句簡單的指示,沒有其他的了。我沒有課程內容,或特定的教學計畫。

三個月結束後,只有幾位同學還留下。他們在班上認真努力,而且對於方法和理念有很好的吸收。他們覺得找到了他們的老師。

法蘭克告訴我,他將在中央公園參加一場功夫大賽。他問我:「師父,當我比賽時,你可不可以坐在旁邊?我會向所有的人介紹你是我的師父。別人會認為有師父在旁邊,我不用打就能贏了。」我覺得很有趣:「要是你輸了,他們會向我挑戰嗎?」

「沒有人敢向你挑戰的。」他說。

我笑了笑,說:「武術的最高境界是不需要用武器或擺姿勢。當別人攻擊時,你必須把自我意識放下,對手就不知道如何攻擊你。為什麼?因為他們無從下手。這是無我、無心的道理。當自我中心仍然存在的時候,無論是進攻或防禦,對方都能夠偵察出你防守的弱點,並加以利用。如果自我不存在了,無物可防,無處可攻,對方就找不到可以攻擊你的弱點了。」

法蘭克和他的朋友注意聽著,他們立志用功練習,以達到這種境界。

我告訴他們,「要達到這種境界,禪修工夫必須臻於完美。」

一些早期武術純熟的學生,正接受警察訓練,他們認真學習,讓我很高興,覺得自己有些用。他們用單純而真誠的心學習,我也以真誠心教導他們,所以他們全部都吸收了,結果全班都很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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